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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越(闫学晶林越为什么离的婚)

xiaoajun552022-05-16国内67
演员刘恺威第一次到敦煌拍戏,戏份杀青后导演提议要到莫高窟去看看。刘恺威当时的普通话并不好,于是问道:“谁哭了?”到了莫高窟后,他才知道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,刘恺威动情地说:“我真觉得东方的神韵之

演员刘恺威第一次到敦煌拍戏,戏份杀青后导演提议要到莫高窟去看看。刘恺威当时的普通话并不好,于是问道:“谁哭了?”

到了莫高窟后,他才知道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,刘恺威动情地说:“我真觉得东方的神韵之美真的很博大精深,也很庆幸我们一代代人把这些宝藏、经典很好地保存下来。”

莫高窟作为祖国艺术瑰宝,它的美轮美奂离不开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的坚持,《愿为敦煌燃此生:常书鸿自传》是常书鸿晚年所作自传,他以看似波澜不惊、极具深情的笔触回忆了一生,他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一生,也是为敦煌献身的一生。

林越

01

常书鸿,光绪三十年(1904年)4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,祖上是镶黄旗的满族人,祖父是清代派到杭州驻防并安家落户的世袭小军官,家里的男丁们可以享受皇恩官饷,但这样的福利,在常书鸿6岁那年也跟着大清朝一去不复返了。

虽然家道中落,但常书鸿仍旧有读书识字的机会,在工业学校上学期间,常书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丰子恺、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,在艺术方面非常有天赋。那时,他会临摹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,也会出售自己的作品以减轻家庭负担。

1927年常书鸿在朋友的帮助下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,他抱着“艺术高于一切”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观念到法国。留学期间,劳伦斯教授曾赞扬常书鸿是他所有学生中最听话、最用功、最有成就的一个。

常书鸿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,其作品先后荣获金质奖、银质奖、荣誉奖等等奖项。他花了10年让“常书鸿”三个字在法国艺术圈广为人知。

林越

1935年,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了敦煌摄影集,他第一次认识到从4世纪到15世纪之间中国所绘的壁画,他为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艺术而感到惭愧,也明白到并非只有法国绘画才是最优秀的绘画。

因此常书鸿下定决心:回国到敦煌去,做一个艺术宝库的看门人。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,去敦煌的这一路竟然走了8年。

02

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、满目苍伤,几乎没有人愿意为这座千疮万孔的敦煌埋单,因此,常书鸿的敦煌之旅并不顺利。

在刚回国的前六年里,常书鸿虽然有提出过到敦煌任职,但相关部门只能把他安排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。

战乱时期的中国,常书鸿所在的学校为了躲避战火,早已从北方迁移到南方,可敦煌仍远在天边。

1942年常书鸿终于看到了曙光,时任监察院参事的陈凌云问他是否还愿意去敦煌?

对于常书鸿而言,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遇了,他终于可以实现对敦煌的承诺:“祖国啊,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!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!”

林越

去敦煌,说很容易,做起来却很难,那里是沙漠,与城市隔绝,生活十分艰苦,如果是没有事业心的人到那里去,那是干不久也干不好的。

常书鸿1936年为了敦煌回国,经历了6年的坎坷风雨才迎来曙光。可是去敦煌,他要解决的问题很多,首当其冲的便是资金问题,他们除了教育部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,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。

于是常书鸿通过开画展、卖家具、当行李,把筹集到的几万元全部作为前往敦煌的经费。

临行前夕,徐悲鸿对于常书鸿的决心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,他说:“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,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,要抱着‘不入苦穴,焉得苦子’的决心,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、整理、和研究工作到底。”

03

1943年2月20日,常书鸿与工作人员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,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,带着北方老农的毡帽,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,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离开兰州西行,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。

敦煌是汉武帝为了抵御匈奴所建的河西四郡之一。从兰州到敦煌,他们虽然把自己比喻成出使西域的张骞、取西经的玄奘,但路上虽艰辛但也为常书鸿等人增加了不少观光的机会。

经历了一个多月,常书鸿等人终于来到了敦煌,他们看到了这个百闻不如一见的艺术宝库——莫高窟。他顾不上休息,迫不及待地做了初次巡礼。

林越

这座始建于公元366年的石窟群,虽然已经受到了千余年的风沙侵蚀及人为的毁损,但仍保存较完好的洞窟有数百个,从洞窟建筑结构、壁画的装饰布置、画面的主题内容、民族特征、时代风格看,是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,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、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。

毫不夸张地说,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伟大艺术宝库,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。

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,常书鸿感到了深深的内疚。那个曾漂洋过海、旅居欧洲时期的中国人,竟然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一无所知。

如今站在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面前,感受着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,才如梦初醒,追悔莫及。

04

初到敦煌,常书鸿虽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,但莫高窟身处沙漠戈壁之中,饱受风沙侵蚀,恶劣的环境一直重创着常书鸿的工作。

林越

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,制服它成了常书鸿迫在眉睫的事情,他向县长提议建造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土墙,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。

可他的提议很快被县长否定了,“我们是在千佛洞鸣沙山的脚底下,这里满是沙,叫我去哪里弄土?没有土怎么筑墙呢?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长的墙,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要难。我的教授先生,我实在没有办法!”

“没有办法”四个字给了常书鸿当头一棒,仿佛一再告诉他这个“鬼地方”根本筑不起墙,难道让他就这样缴械投降吗?

常书鸿看着风沙一天天地侵蚀着这座艺术宝库,内心很着急。把墙筑起来,成了常书鸿重中之重的事情。

毫无头绪之际,常书鸿看到有人用沙土筑起一堵小围墙,这无疑给了他很大的鼓舞。经打听,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,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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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常书鸿再次找到县长,并带着“威胁”的语气说道:“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,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。如果不修墙,继续损坏下去,责任由县里负责。”

这一次,常书鸿的“威胁”终于起作用了,县长害怕负责任,总算同意派人来研究修墙。在当地居民与常书鸿等人的努力下,他们筑起了千米土墙,在当时对保护洞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05

常书鸿的工作步入正轨后,他把妻子儿女接到敦煌安家落户。妻子陈芝秀过去在巴黎学习雕塑,初到敦煌,她看到石窟上生动美妙的彩塑激动不已。

在艰苦的岁月里,敦煌艺术曾一度给了陈芝秀莫大的安慰。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,陈芝秀对保护敦煌艺术的工作热情也慢慢下降了。

陈芝秀出生于浙江诸暨,加上长期的法国留学,她厌倦了贫瘠的山城生活。1945年4月19日,陈芝秀以看病为由出逃兰州,并且在兰州登报声明与常书鸿离婚。

陈芝秀对婚姻的选择无疑给了常书鸿沉痛一击,他尽力找各种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追回妻子,结果却茫然。

常书鸿最终在马背上昏倒,被途经戈壁滩的地质学家救回并护送回敦煌。

此后,他面临着生活中严峻的打击和考验,就像沙漠中的那股沙尘暴遮盖了他前进的光明大道。

林越

记得画家张大千在1943年初离开莫高窟时,曾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:“我们先走了,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。书鸿,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!”

常书鸿曾笑着对他说:“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‘徒刑’的话,即使是‘无期’也在所不辞。因为是自觉自愿、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。”

因此,妻子走了,常书鸿却不会走,因为他割舍不下这座千疮百孔的石窟群,不管生活有多大的变故,工作有多大的困难,他立志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。

06

“荣辱盛衰几千年,雄鸡一唱天下白。”这座自4世纪至14世纪前后千余年来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,不仅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,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。

解放敦煌当天,“敦煌艺术研究所”正式改名为“敦煌文物研究所”,常书鸿任所长。

1949年9月28日,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,第一个国庆节刚过,他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表扬电报。

1950年9月郑振铎发来急电,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,筹办敦煌文物展览。5个月后,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开幕,轰动了京城。

敦煌艺术展览以后,周总理亲自过问敦煌研究所的情况,批复给研究所一台发电机。通电那一天,常书鸿高兴极了,他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地跑去看,感觉壁画中那些仕女都在跟他微笑了。

林越

自1936年回国,常书鸿为敦煌事业饱经磨难,吃尽了苦头,但他始终如一,无怨无悔。

他在《愿为敦煌燃此生:常书鸿自传》中说:“在我生命的长河中,一大半献给了敦煌,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。无论是在戈壁滩上,还是在异国他乡,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――敦煌。”

“回首已过去的人生,我自豪地认为,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。”

“我不是佛教徒,不相信'转生’,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,我将还是'常书鸿’,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。”

常书鸿把自己与莫高窟的情谊全都写进了《愿为敦煌燃此生:常书鸿自传》。他是一位可亲可敬、一生痴迷理想的艺术大家,常书鸿必将载入史册、名垂千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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